杨东平：反思与诊断中国教育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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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地方大学已成为考研基地；中央和地方共建研究型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开始突显；转制学校造成择校热，上小学动辄要花几万元……出现如此等等中国教育之怪现状，究竟说明了什么？请看――杨东平：反思与诊断中国教育症结
　　日前，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在北大发表演讲，对目前的应试教育、择校热、高考改革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
　　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地方大学成为考研基地
　　应试教育的说法由来已久，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术语叫做“片追”，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意思，在20世纪90年代才定义为应试教育。
　　现在应试教育的情形日益恶化，主要体现有两点：一是向基础教育的低端蔓延，如小学生的英语考证热、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热等。二是向高等教育蔓延。现在一些地方大学已经成为考研基地。
　　杨东平认为，应试教育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过重的学业负担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对他们的学习兴趣也有不好的影响，如现在大学校园出现的逃课族，中小学生厌学等。据教育部每两年公布一次的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检测数据，现在是“每况愈下”。实际上这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目前中国的教育还是一种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育的价值观，培养尖子、选拔优秀。尤其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的优质学校集中了优秀生源，这就不断创造和扩大了中国教育的不公平。
　　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的价值取向也不可忽视。现在的考证、培训等几乎都是以数学、英语为标志。所有的学校都是以理科优秀为自豪的，如某重点中学有10个理科班，而文科班只有4个。而在美国，最优秀的人学工商管理，第二优秀的就搞社会学研究，对理科没有中国这么明显的偏好。对比美国，中国的这种价值观缺乏人文内涵，缺乏民族文化内涵。中国的教育注重培养的是“人上人”，培养的是“白领、精神贵族”，这种本应被摒弃的价值观被越来越强化了。现在农村出现的辍学高峰，被扣上一个“读书无用论”的帽子，实际上不能归结到学生身上。有的县的学生升上高中的比例很小，学生求学无望，生存技能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辍学的。
　　关于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教育部调查组经过调查后提出了一些观点。一个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家长普遍存在“望子成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意识，这种意识对于独生子女家长来说更为强烈，甚至要求孩子非读到博士、做到博士后不可。而过去多子女的家庭认为有一两个孩子成才就行了，所谓的“有一只鸡叫就行了”。第二个是激烈的学业竞争是社会竞争的表现，也就是说社会竞争的加剧对学生产生了影响，包括大学生就业等。第三个是高考指挥棒影响了学校。第四个是社会的用人制度，主要是高学历的用人观导致了学生对高学历的追求。
　　杨东平对此分析，认为这些原因是存在的，但还是有点似是而非。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不会直接对小学生产生影响。说到文化传统，是存在影响，但并不能说现今的十年和前一个十年相比，文化传统有显著的改变，所以文化传统的影响并非那么大。
　　杨东平认为，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文化热、启蒙热主要是从文化方面来讨论应试教育。但是后来人们意识到，这不完全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而是高考升学的瓶颈太小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高考升学率只有3%左右，比80年代还要低。如果说在教育系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的高中生能上大学，那么，这种学业上的激烈竞争是很难改变的，供求关系是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原因。所以当时有人呼吁要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提高高考的录取率。但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得到重视。直到1998年以后，大学扩招才被提到议事日程。
　　转制学校造成择校热：上小学要花几万元
　　但是，高校的扩招并没有对应试教育产生多大的影响，应试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更加恶化。这段时间主要有两件事情，一是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另外一个是出现了大批的转制学校。
　　1997年以后，取消小学升学考试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小升初这个环节的升学竞争，结果恰恰相反，极大地加剧了小升初阶段的择校热。到现在，电脑派位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但凡家长有一点能力的，都会给孩子选择好一点的学校。电脑派位变成了弱势家长的没有选择的选择。
　　杨东平提出，电脑派位和就近入学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在上学区域内，学校的质量大体是均衡的，但中国实际上还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同时，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转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实际上都是将公立的中学摇身一变，就变成可以名正言顺高收费的学校，形成了一批校中校。而在初中阶段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怎么可以高收费呢？当然，也有一些社会资金注入成立的民办学校。可“名校办的民校”、“校中校”的存在，极大地加剧了择校的竞争。
　　因为这些转制学校和民办学校是高收费的，它为了获得生源，就需要制造升学率的奇迹，所以就不遗余力地违反规定，实行考试选拔。1997年以前，小升初确实是一个升学竞争，是考试竞争，但现在已经变成全方位的竞争。现在的说法是小学生考试、考证，最重要的还是考家长的金钱和权力。通常在重点学校里有三种类型的学生，一种是考上去的，一种是交费生，还有一种是“条子”生。
　　杨东平认为，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转制学校。一小批转制学校和民办学校为了获取自己的特殊利益制造出来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使很多人获利。这种做法完全违背教育规律，严格说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这是以全体少年儿童牺牲童年的幸福和健康为代价的。
　　回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应试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80年代重点中学基本上没有利益问题，90年代最大的变化是高中学校可以合法化以不同比例收高价生。这个问题，有的教育学者认为，如果家长仅仅为了让孩子上小学、初中就要花几万块钱，而远远高于大学，如果一个农村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初中、高中就要倾家荡产。杨东平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整个社会财富增加的情况下，教育出现这种问题肯定是不合理的。
　　素质教育是教育变革的过渡
　　素质教育的口号，最初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到1998年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口号。这个口号在教育界一直有争论。因为这既不是一个理论概念，也不是一个很规范的学术概念。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培养提高素质的过程，没有哪种教育是不包含培养素质的。
　　杨东平认为，素质教育是中小学教师在对付应试教育的实践当中创造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和实用性的公众口号。对于中国的教育现实而言，确实需要生命力的、针对性的、新的、实用的口号。杨东平认为中国的教育现实当中非常缺乏一个很清晰的教育理想和目标，比如15年以后，3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会成什么样。
　　杨东平比较赞成陶行知提出来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生活教育在现阶段是比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教育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哲学。它可以克服、解决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
　　实际上，透过素质教育的口号来看，中国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论要发生一场宏观的转变。杨东平认为，这个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两次转变，在全世界也是如此。首先是从一种政治方位教育的转变，在西方表现为神权转变为巴尔扎特学科知识的最高价值。根据学科的类型来组织教育，但是仅仅是这个转变是不够的，1918年，美国教育中等改革委员会确定了中等教育改革的七项基本原则，包括健康、有效地利用闲暇时间、积极的家庭成员、道德、职业训练、良好的邻里关系，还有必要的支持和技能。学校教育应当根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而不是根据学科的结构选择教学。中国的教育还处在学科知识的教学，转变是必然要发生的。
　　高考改革关键在招生：本地化倾向突显
　　杨东平认为，高考制度是非常好的，是一种最不坏的事情。对于高考是否要改革，杨东平提出，第一个问题是高考该不该改，先要作价值判断。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改、怎么改，这是一个技术型的问题。
　　杨东平分析，影响高等教育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结构直接联系到高等教育。另外一个就是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分两部分，一块是考试制度，一块是招生录取制度。考试制度改了很多，但在招生录取制度上只有一项制度性的改革――网上录取，这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近几年来，高考的焦点还是在录取制度上。因为考试制度对所有的考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招生制度和录取制度就不一样，主要是招生配额制度不合理造成的。近一两年全国三十多个省的平均录取率达到55%，但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达到75%到80%，差距很大。高考的招生名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平均分配的，而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沿袭下来的，本身缺乏依据。为什么北京人有这么大的比例？第二个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就曾对媒体说过，清华和很多地方的学校有一种历史的、长期的联系，和各地重点中学保持长期的联系，从中选出一些优秀的学生。实际上每年的高考招生名额是由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的。
　　招生的过程中，研究型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开始突显。以2004年为例，清华大学招收的本地考生比例是14.7%，北大是21.4%。而复旦大学招收本地的学生是52%，上海交通大学是48.6%，浙江大学58.3%，南京大学55.2%，武汉大学53.9%，中山大学67.3%，华东科技大学48.6%，西安交大29.6%。这组数据说明绝大多数的研究型大学在本地招生的比例很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的情况？杨东平认为主要是因为新政策，如“211工程”和“985”高校建设的过程当中采取了中央和地方共建的政策，地方提供一些资金、优惠政策，条件就是多招收一些本地学生，所以造成这种趋势。这是不合理的。
　　招生过程中，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也开始被扭曲。杨东平认为，这些特殊政策被扭曲的影响比招生地方化还要大，对教育的深远的损害特别大。而特殊制度本身是制度化、合法化的，包括保送生、特困生，其初衷并不坏。问题在于这些特殊政策大面积被污染，几乎成为腐败的直通道，尤其是保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