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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说“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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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3 13:5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一年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4月3日,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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