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写信给他,他把信件随便放在“纸海”里去,几年之后有时看到信上邮戳是几年前的信,他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不再去拆阅,免得有罪恶感,这样心情可以较安宁。有人批评他处理信函的态度是“不负责任”。但是他仍不能改变办公室凌乱所带来的不便。
他结婚两次,与前妻艾林(Eileen)生了四个女儿,老大已24岁,最小的女儿6岁。他能集中精神工作,当四个女儿还小的时候,他常常让她们爬在他身上,而一面计算复杂的公式,他能够忘记孩子的干扰或者设法指引她们对他的工作的兴趣,解释其中最简单的部分或者使她们了解他所做的部分。
他的第二次婚姻娶的是一个苏联移民拉娜·奎因(Laia Queen),她在三一学院当数学研究员。他们共同生活五年生了一个男孩,而拉娜与前夫有一个快二十岁的男孩。他们租居一座有二百年历史的老屋,达尔文在发表他的名著前曾在附近居住。
他一个人要负担两个家庭的费用,可以说是相当清贫。他不开车也从不买车,重要原因是他常深入数学世界,忘记周围,如
果开车容易发生意外。他家里连电视机也没有,除了搞数学,他唯一的乐趣是每月买几本旧书摊的二手平装书。
他说他喜欢家庭生活,喜欢小孩,散步。每天早上他喂他的孩子阿历山大,一边喝咖啡,一边在《卫报》的边缘空白处写一些数学式子和想法。然后去系里的办公室与学生或研究员讨论数学或闲聊。
他担心世界大战的发生,他认为大战发生就是世界末日。几年前,他尝试计算地球毁于核意外的日子,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五年至十年之间会发生。他曾对人说,当大家都快快乐乐过日子时,他却想到不久之后全世界毁于核爆炸而忧心忡忡。 多产的数学家
他在数论、数理逻辑有重要的工作,在电脑方面他有某种数值方法的专利权,用他的方法可以将数据资料编码和转换,可以用在电脑的传输系统。在群论方面,美国罗格大学的群论权威坦聂尔·格罗斯坦(D. Gorenstein)称赞他的工作是“卓绝的”。
在《美国科学人》杂志上长期撰写数学游戏文章的马丁·卡德勒(Martin Gardner)获得康威提供许多资料、想法和解决方案。
康威搞了许多数学游戏,通常是由简单发展到复杂。他说:“新观念的产生不是很容易的事,大约每年只产生一个新的成功的观念。当我提出一些有用的观念时,学生们只当我在卖弄,因为我通常在一些浅显的课题上作研究。我喜欢在咖啡店内思索,因为这样较容易体会真理,并不是用这种行径来表示特异。
分析一些数学游戏,我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1970年,我惊奇的发现:这些论文与实数理论吻合;经过进一步探讨,它们不止吻合,而且本来就是一体。”
康威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斯坦福大学的电脑专家葛诺特(D. Knuth),结果一年之后葛诺特觉得应该把康威的想法写出,于是利用一个星期在挪威的奥斯陆度假,写出了一本小说体的讲数学的书,书名是《超实数:两个前学生怎样转向数学并发现完全快乐》(Subreal numbers: how two ex-students turned on to pure mathematics and found total happiness)。读者如果有兴趣知道康威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读一读Knuth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