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的人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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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明帝时期
　　魏太和元年(227年)，曹丕的儿子曹睿登基为明帝，正是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
　　当时，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攻打襄阳城。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大败吴寇，诸葛瑾逃走，张霸被斩。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立刻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
　　至此，司马懿可以开府治事——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统归自己指挥的军队，便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作为曹丕“东宫四友”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睿面前称赞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马懿的威望日渐隆盛。
　　随着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在魏明帝时期，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武将，他深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明帝当政的13年里，司马懿南平叛臣孟达，西拒诸葛亮，北摧公孙渊，招招见血封喉、凌厉至极，连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叹曰：“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应该说，这时候司马懿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他少年时代便“慨然有忧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为天下解忧，为万民解围”的机遇和条件。这个历程他苦心经营了整整37年!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司马懿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于是，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静则隐于九地之下，令人无从发觉；动则发于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的自言“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他又不采用这种敏捷、果决、刚猛的战术了呢?原因在于，司马懿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昧炫耀军事才能，他要着手实施他“扫平三国，一统天下”的大略!
　　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是一场持久战。司马懿从49岁打到55岁，整整打了6年，打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盛誉，也打出了他“扫平三国、统一天下”的雄厚资本。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弄清他们二人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一、挫败蜀军进攻；二、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但他却做到了维持现状的第一步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空城计”如果是真的史实，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第二步，司马懿实施了“偷天换日”的篡位战略。在祁山之战期间，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当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叛魏时，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甚至连史书都是寥寥几笔带过。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子就崩溃了，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他们做好的铺垫。
　　第三步，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了。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大战必避，小战必迎，以实战练军士，以实战养军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将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王昶、邓艾等人，就是司马懿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第四步，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他将两个儿子带到祁山之战中，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
　　这四步高招，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也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虽然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取得表 面上的胜利，但他所有的战略目的都达到了。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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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死后没多久，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就又被曹睿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4万人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巩固了魏国的后方。
　　而这时曹睿已身患笃疾，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序幕。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内应”——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至此，身为“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
　　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但他雄心不减当年，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吴国、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
　　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衡。
　　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用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10年。在这10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40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即魏嘉平三年，72岁的司马懿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
　　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72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总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
　　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面对曹操的歧视和压制，他能忍；面对同僚的排挤和陷害，他能忍；面对诸葛亮的“巾帼之辱”，他能忍；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规划中最璀璨的亮点，就是他的“忍”——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
　　可以说，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规划；一个“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