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古人是怎么“管”法官（二）
古人是怎么“管”法官的？为了做到司法公正，古人很强调司法官的作用。唐代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行善，不亦难乎？”宋代王安石也说：“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清代王夫之在批评单纯的任法或者任人都不足为治之后，得出结论：“择人而授之以法，使之遵焉。”古人所谓的治法，意在制定善法良法；所谓治人，在于培养执法的官吏。在治法已经具备的前提下，治人就是主导的方面，治法与治人不可偏废。
为使官吏明法知法，由唐迄宋设立明法科、刑法科选拔司法人才。明清二朝实行八股取士，为了弥补官吏法律知识的缺陷，律典特设“讲读律令”条，每年年底由上司官考校，如果律意不明，用法有误，初犯罚俸，再犯刑责。这条规定依据国家形势的变动，时有兴废，但对于官吏学法确实起了督励的作用，由此而出现了《大清律例便览》之类的学律参考书。明清的官箴书中也多有熟读律令的内容。此项规定不见于外国的古代法典，是中华本土法文化的产物，颇有借鉴意义。
为使官吏严于执法，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晋朝，刘颂便发表了类似“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议论，至公元六世纪，《唐律疏议》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大清律例》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这项法律规定限制了司法官的恣意妄为、徇私舞弊，强调了司法官的责任，对于提高判案的准确性，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都有积极意义。中外法制史学者认为唐律以来的此项规定，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罪刑法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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