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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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0年8月16至20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元史研究会及香港教育学院共同举办的“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英国、意大利、瑞士、日本、韩国、克罗地亚等国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各大学、科研院所、机关团体及新闻出版界的60余位学者专家。本次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59篇，与会学者专家围绕马可波罗来华与否，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寰宇记》所描述的13世纪中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无论在选题上，还是研究深度上，与会者的论文和发言都反映了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较高水平。
　　一、关于马可波罗来华及身份
　　自《寰宇记》问世七百年来，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一直是中外有关马可波罗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早在1941年，著名学者杨志玖即以《永乐大典》中发现的一段重要公文有力地证明了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此后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Frack）、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W．Haeger）、英国学者克鲁纳斯（CraigClunas）都曾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提出质疑。1995年英国学者弗朗西斯·伍德（FrancesWood）著书全面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引发了对此问题的又一轮争论。本次会议，伍德博士亦莅临，与会学者展开热烈讨论。杨志玖（南开大学）的《马可波罗在中国》阐述了他对马可波罗来华的一系列新研究：如马可所说天德乔治王的身份，当地的阿尔浑人、汪古部人、蒙古人皆与当时情况相符；马可记元世祖生日及元旦朝贺仪式与《元史》记载相差无几；马可所记元代刑罚施刑数目也与汉籍所载相同。党宝海（北京大学）的《马可波罗来华新证－－三个内证》从马可所述东方离奇传说和汉文化区日常生活入手，举出了马可来华的三个新的证据，即马可所述回鹘不古可汗诞生传说、蒙古政权拆毁汉地城墙及忽必烈路边植树的法令，均可与同期的汉文、波斯文史料相照印。
　　有关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目前已有枢案副使、扬州总管、翰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李治安（南开大学）结合对《寰宇记》乃颜之乱记述的考释，认为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应是宫廷外围侍从并翰脱商人。马可随同忽必烈亲征乃颜，也是以宫廷侍从“后列”角色出现的。当我们把马可波罗的身份诠释为宫廷侍从“后列”时，有关他奉大汗命居扬州三年而未担任正式官员的说法，才能讲得通，站住脚。
　　二、关于马可波罗生平和他的《寰字记》
　　有关马可波罗的生平、旅程，《寰宇记》的各种版本及其对欧亚文化的影响，也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次会议上，学者们还利用了史料之外的实地考察、实物分析及历史学之外的多种方法进行研究，视角新颖独特，拓宽了该问题研究的思路和领域。克罗地亚学者安东尼奥·西蒙内蒂（AntonioSimonetci）的《百万：马可波罗绰号的交互影响－－数量单位及其著作》，以“百万”为中心，详尽考证了马可波罗的家系、家族居地变迁及其绰号“百万”的由来。该文从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多重角度饶有趣味地分析了“百万”一词与马可波罗的关系，并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影响提出了又一明证。
　　伍德博土虽没有从正面强调或坚持马可波罗来华否定说，但在向大会提交的《版本与人物》一文中，仍从研究《寰宇记》的各种版本入手，指出许多学者忽略了该书的早期抄本和印刷本在转抄过程中可能被不断加入不同时代的新内容，而其“确切来源”应是“某种来自有关近东、远东的中世纪信息资料的汇集”，故学者们在引用该书时，应注意明确区分那些加入文本的信息，并运用“批评的方法”。对此说法，杨志玖答复道：“马可的书经过后人辗转抄写，笔误、遗漏、增添等情况也可能有，但总是少数，不会影响本书的主体结构和内容，更不会抹煞本书的真实性。”瑞土学者米歇尔·汉斯（MichaelHenss）的《重建马可波罗的旅行－－传说与真实》以大量实地与实物考证为基础，认为：马可的旅行对欧洲中世纪制图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考证了马可所述大量地名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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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
　　马可波罗为我们留下了有关13世纪中国的大量记载与信息。本次会议在对马可波罗所记中国史实的考订方面，也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
　　李治安（南开大学）的《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专题考证了《寰字记》中所记乃颜之乱的有关问题，肯定了书中忽必烈22天内秘密调集军队，用占星家预卜胜负，擂鼓奏乐为进军号令，军官佩降符外亦有委任状等颇有价值的情节。指出，马可记述如此详尽，应属身临其境而记其事。王颋（复旦大学）的《马可孛罗所记大汗乘象史实补释》经深入考校，证明忽必烈乘象狩猎和平定乃颜叛乱的可信性，并考证了有元一代“驯象”所的由来及其他皇帝乘坐“驯象”巡幸的事迹。王晓欣（南开大学）的《1275－1291年间江淮福建戍军考略》对马可波罗在华期间自述曾亲历的以扬州、杭州、福州为中心的江淮行省戍军情况进行了考察，肯定了马可所说各城戍军“最少者额有千人”及“蛮子城域戍守之人以汉人为最众，另辅以南人”的可靠性，并对江淮镇戍军各万户的调配、组编和名称进行了探讨。刘迎胜（南京大学）的《关于马薛里吉思》，以马可波罗对马薛里吉思的叙述与同期汉文等史料相印证，认为马可所述马薛里吉思老家薛迷思贤的教堂及所见镇江之聂思脱里寺与同期汉籍相吻合；并考证了马薛里吉思所建七所十字寺的部分名称，认为马可的“有关叙述可能源于马薛里吉思之口”。
　　关于马可波罗对民族、宗教的描述，邱树森（暨南大学）的《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穆斯林》通过对马可笔下伊斯兰教的研究，指出：“伊斯兰教在中国是由西向东传播的；马可对阿合马事件及赛典赤家族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回回人政治地位之一斑；并注意到了书中所述泉州等地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的情况。”日本学者乙坂智子的《马可波罗书中所述藏传佛教》以考察喇嘛教僧人法事及“神迹”为主题，认为喇嘛教可依靠法事，通过显示大汗周围的“神迹”以表现其神秘伟大，是儒学外的一种来自非汉族文化的统治工具。
　　有关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足迹所至，意大利学者保罗·利贝拉里（PaeloLiberali）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上都》集中关注马可在上都的旅行及其对上都的描述。认为马可所记与上都遗址地理位置比较一致，建议利用考古学、物理分析等新方法以确定该城的布局与作用。鲍志成（浙江外办）的《马可波罗与天堂杭州》介绍了元代杭州的情况，论证了马可所述杭州内容的真实可信及马可赴杭的次数、时间、行程路线及其所游历的浙江各地的历史人文。高荣盛（南京大学）的《泉州北上“官道”与马可波罗入闽路线》介绍了泉州北上“官道”，并指出杭州西向接入官道而入福建的通行路线，而马可对其间行程状貌的记述，恰与实际情况相合。
　　四、有关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中西旅行家
　　与马可同时期的中外旅行家及其旅行著作，也是与会学者关心和热烈研讨的课题。陈得芝（南京大学）的《常德及其西使》介绍了常德的生平及其西觐旭烈兀的使命，考证了其出使及返回的具体时间，探讨了其行程中的一些问题及常德返回后的仕历情况。日本学者海老泽哲雄的《修士迦儿宾的蒙古之行》认为，教皇使者迦儿宾出使前并不了解蒙古的具体地理位置，蒙古为获得外蕃臣服而允许中外使者使用其驿传系统，迦儿宾正是利用了蒙古的驿站与向导才得以顺利抵达蒙古宫廷。姚大力（复旦大学）的《雅各：另一个马可波罗？》分析了《光明之城》有关宋元中国的记载，认为找不到汉文史料与之映证，故该书记载“至多出自13、14世纪的中亚穆斯林世界对遥远的中国的道听途说”或“出自原来朝代的作伪者之手”。
　　与会代表还讨论了涉及马可波罗的一些其他问题。方骏（香港教育学院）的《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关于普及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些想法》选择了一些包括教科书在内的海内外中国通史著作，分析这些书中对马可及其游记的叙述，探讨了学术研究成果不能普及民间的原因及若干解决办法。
　　此外，会议还对13世纪的元代中国进行了诸多方面的讨论与交流。
　　综上，本次会议在推动马可波罗研究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莅临，各陈己见，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与探讨。双方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使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在辩论中逐渐清晰，在相反相成的争论中促进了马可波罗来华研究的新发展。（2）马可波罗研究与13世纪元帝国研究两个领域间出现了互相融合和促进的态势。此次会议，双方从长期割裂开始相互靠近和交融。马可波罗研究者揭示和阐述了《寰宇记》有关元帝国的许多重要记述，使13世纪中国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元史学者从实证角度，在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为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不少雄辩而有说服力的证据。（3）马可波罗研究中涌现了一批新生力量。一批中青年学者加入马可波罗研究队伍，提交了许多有份量的论文。与会者还展望了我国马可波罗研究的两个基本方向：翻译、注释各种版本的《寰宇记》；运用汉文、波斯文资料考订和研究马可波罗来华记述。
　　会议期间，还组织与会代表参现了肇始于元代海运的海河西岸的天后宫、意大利租界马可波罗广场旧址及马可波罗来华争论中多次涉及的古长城今日的蓟县段。
　　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正如伍德博士会后附信说：“我对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赞赏。大会的学术气氛与论文质量，代表们的友善态度及对杨志玖教授的尊敬爱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