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量刑
唐朝贞观年间，朝廷取士盛行乡举里选制度。唐太宗李世民发现有人伪造出身、资历，很是生气，下旨说，允许他们自首，否则一经查出，立即处死，决不宽贷。不久，便有个弄虚作假的人被查了出来。太宗大怒，令大理少卿戴胄严办，判他死刑。戴胄却依据法律规定没有判他死刑，而是判他充了军。太宗知道后很不满意，责问戴胄道:"我下过令，不自首的立判死刑，你却只判流刑，显得我说话不算数。你是否受人贿赂，得到了什么好处?"戴胄听后答道:"陛下执意要杀他，这就不是我职守中的事了。臣下是执法的，只能依法办事，不能因陛下有旨而越法执行。"唐太宗听后驳道:"你守法了，却令我失信于天下，这好吗?"戴胄从容反驳道:"法律一经公布，就须人人遵守，对犯法者也必须严格按法律予以惩处。只有这样，才能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要处死他，是在盛怒之下说的，如果当时您立即处死他也就罢了，而陛下却交给臣依法办理，这是陛下忍一时之忿而存大信。陛下如仍意气用事，定要将他处死，而置法律于不顾，这岂不有背大信，令人可惜吗?"太宗听罢，频频点头:"寡人执法有偏差，而卿能加以纠正，今后朝廷用法，我就不用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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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胄与詹太宗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皇权与国法的抗衡。戴胄在这里抛开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也没有为自己是否受贿"得好处"而辩解，而是紧紧抓住"立法"与"立信"的关系问题，陈述其间的利害:只有有法必依，才能市大信于天下。否则，若杀了那人，看似维护了圣上的威严，而实则是背大信于天下。由于戴胄的论述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以令太宗也"频频点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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